【文/亚历山大·杜金  译/岳冠东】

即将于2024年11月5日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次选举的结果不仅关乎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命运，还将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当前，世界恐怕正处于大战会否来临的恐惧中，对此下一任白宫领导人的选择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应重新审视这两位候选人，了解他们的竞选纲领和施政立场。

拜登无疑要直面自己糟糕至极的身体状况，但奇怪的是，这几乎无关紧要。拜登仅仅是一个幌子，是美国民主党政治精英们的招牌，这些精英对拜登达成了坚实的共识。从本质上讲，拜登即使在失去执行能力的情况下治理美国，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因为在他背后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全球主义者群体（有时被称为“世界政府”），这个群体不仅团结了美国“深层政府”中的大部分人，还团结了欧洲和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主义精英们。

6月27日晚，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的首场电视辩论举行，拜登的表现令民主党内的许多人感到失望。IC Photo

在意识形态上，拜登代表“全球主义”，主张将全人类置于自由主义技术官僚精英统治下，废除主权国家，实现各民族和信仰的完全融合。这有点像另一种“巴别塔计划”。东正教基督徒和许多其他教派的传统基督徒将其视为“敌基督的到来”。全球主义者们（尤瓦尔·赫拉利、克劳斯·施瓦布、雷蒙德·库兹韦尔、莫里斯·斯特朗）公开谈论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必要性，而在西方社会，对性别和种族的废除已经成为某种事实。拜登个人不能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否，他并不做决策，仅仅只是扮演全球主义国际总部的授权代表。

在政治上，拜登依靠民主党。尽管民主党党内立场多样，且存在非全球主义的极端左翼人物如伯尼·桑德斯或罗伯特·肯尼迪，但在支持拜登方面，党内已达成内部协议。

此外，拜登的无能并不吓人，因为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完全不同的人——那些民主党内更年轻、更理性的人——手中。但关键在于：站在拜登身后的是一种如今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意识形态，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和经济精英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已经深深渗透到教育、科学、文化、信息、经济、商业、政治甚至技术领域，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拜登只是这张全球网络上的焦点。而在美国民主党内，这种渗透也有其政治体现。美国的民主党越来越不关心美国人本身，而愈发关注如何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其全球主导地位——即使是进行世界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准备牺牲美国自身，这样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与拜登身后的全球主义议程保持一致。这些人是前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憎恨俄罗斯，并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完全胜利，即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之后，世界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他们将这一目标推迟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周期完成之后，希望在自由主义西方全球胜利之后再回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议题。

作为鹰派，新保守主义者主张单极世界，全面支持以色列，尤其是支持对加沙的种族灭绝。在民主党中也有新保守主义者，但大多数的新保守主义者都集中在共和党中，在那里他们代表了与特朗普相对立的一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共和党内的“民主党第五纵队”，是拜登集团在共和党内的支持者。

最后，美国的“深层国家”，这里指的是非党派的政府高层如资深官僚以及军事和情报部门的关键人物，他们代表了某种“美国国家体制的守护者”。传统上，美国的深层国家内部有两个方向，分别体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传统政治。

一个方向是全球霸权和自由主义的全球传播（民主党的政策），另一个方向是加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和世界政治霸权的地位（共和党的政策）。很容易看出，这两条路线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两个方向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只是细微差别不同。因此，美国的深层政府是整体方向的守护者，每次都为各党派提供选择发展方向的机会，而这两个方向从根本上来说都适合深层政府。

当下，拜登集团更准确地体现了这一美国最高官僚体系的利益和价值观。

拜登聚集了从意识形态到深层政府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权力因素，此外还依赖大型金融公司、世界媒体的支持以及对全球垄断集团的控制。他个人的弱点迫使他身后的全球主义者加速采取不民主的手段来保住他的权力。拜登在最近的一次竞选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说，现在是时候“选择自由而不是民主”了。这不是一个口误，而正是全球主义者的计划。

如果不能用民主的手段来维持权力，任何不民主的进程都可能打着“自由”的幌子出现。这本质上就是建立全球主义独裁政权。俄罗斯的战争将为此提供法律依据，拜登可能会重复泽连斯基取消选举后继续执政的伎俩。这也可能是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被右翼击败的法国马克龙，甚至是支持率迅速下降的德国朔尔茨的选择。西方的全球主义者似乎正在走向某种独裁统治和废除民主的方案。

对于全人类来说，拜登的胜利，或者仅仅是他以任何身份继续掌权的事实，都将是灾难性的。全球主义者将继续建立“新巴比伦”，坚持“世界政府”，这可能导致现有冲突的升级和新冲突的爆发。拜登意味着战争，无休止、无边际的战争。

唐纳德·特朗普背后则站着完全不同的力量。他确实是拜登及其深厚的全球主义者的替代品，而且更具反差性。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是一场持续性的丑闻。美国建制派一直拒绝接受他做总统，直到用拜登取代他才罢休。

特朗普与拜登不同，他是一个聪明、独特、冲动、意志坚强的人。就个人而言，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他身体状况良好、充满激情、精力充沛。此外，如果拜登是一个团队合作者，本质上是全球主义者圈子的“傀儡”，那么特朗普就是一个独行者，代表了个人成功的美国梦。他是一个自恋者和利己主义者，但也是一个非常熟练和成功的政治家。

2024年6月28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弗吉尼亚州参加竞选活动。IC Photo

在意识形态上，特朗普依靠的是经典的美国保守派（不是新保守派！），他们通常被称为古保守派（注：Paleoconservatism，或译旧保守主义）。他们是共和党孤立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这反映在特朗普的口号“美国优先！”中。这些经典保守派捍卫传统价值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正常家庭、基督教信仰、维护人们所熟悉的美国文化中的体面和规范。

古保守派在外交政策上的意识形态，可以归结为加强美国作为一个主权民族国家的地位（因此特朗普的另一个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并在不直接威胁美国安全和利益的情况下，不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意识形态平台与拜登的意识形态平台完全相反。今天，这种意识形态最常与特朗普本人联系在一起，被定义为“特朗普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从选举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意识形态几乎为大多数美国人所共有，尤其是在东西海岸之间的中部各州。普通美国人思想保守、传统，尽管个人主义文化使他们对包括当局在内的其他人的想法漠不关心。对个人力量的信念迫使传统的美国人以怀疑的态度看待联邦政府，而联邦政府从本质上来说只会限制他们的自由。正是这种直接吸引普通美国人的手段——超越政治、金融和媒体精英——让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

由于共和党内既有古保守派，也有新保守派，所以其内部分裂严重。新保守派更接近拜登及其背后的势力，而特朗普的意识形态与他们的基本信条背道而驰。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宣扬美国的伟大，并希望加强其在军事战略和经济领域的力量。此外，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美国推行新政策的几十年中，成功地在美国创建了有影响力和发言权的智库，并向现有的智库中渗透他们的代表，而古保守派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像样的智库。

20世纪90年代，帕特·布坎南哀叹新保守派完全劫持了共和党，将具有传统导向的政客推向了边缘。这也是给特朗普政府埋下的一颗地雷。

但另一方面，对于共和党人来说，选举非常重要，他们中的许多主要政客——国会议员、参议员和州长——都考虑到特朗普在选民中的巨大人气，并出于务实的原因不得不支持他。这解释了特朗普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的重要性。对于共和党人来说——不仅是老保守派，还有普通的务实主义者，特朗普是其通往权力的关键。

然而，新保守派仍然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群体，特朗普不太可能冒险与他们断绝关系。

深层政府对特朗普的态度从一开始就相当冷淡。在高级官僚眼中，特朗普看起来像一个暴发户，甚至是一个边缘人物，他所依赖的理念虽然对美国人而言是广泛流行的并且是传统的，但仍有些危险。此外，他在建制派中没有足够的支持。因此，从2017年特朗普上任第一天起，他就与中情局和其他部门发生了冲突。

深层政府显然不站在特朗普一边，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能忽视他在公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以及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在根本上与深层政府本身的核心利益并不矛盾的事实。如果特朗普愿意，他可以在这种环境下建立一个有力的支持群体，但他的政治气质不适合这种情况，他更喜欢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发且冲动地行动。但这就是他受到选民喜爱的原因，选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们所熟悉的美国文化的原型。

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暴力闯入国会大厦，抗议选举结果。IC Photo

如果特朗普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那么他与深层政府的关系无疑将发生变化。意识到特朗普的重要性，深层政府显然会试图与他建立系统性关系。

最有可能的是，陷入颓势的拜登背后的全球主义者将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将强势的特朗普赶出选举，阻止他成为总统。他们可能采用任何手段：暗杀、监禁、组织骚乱和抗议，直至政变或内战。或者在任期结束时，拜登可能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由于全球主义者得到了深层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场景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会被付诸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假设大受欢迎的民粹主义者特朗普最终获胜并成为总统，这会深刻影响全球政治。

首先，拥有这种意识形态的美国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将表明，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不是偶然的（对全球主义者来说），而是一个常态。单极世界和全球主义计划不仅会遭到支持世界多极化的国家——俄罗斯、中国、伊斯兰国家的拒绝，也会遭到美国人自己的拒绝。这将对整个自由全球主义精英网络造成沉重打击，而且他们很可能因此一蹶不振。

客观地说，特朗普当选可能成为多极化世界秩序的触发因素，美国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但不是主导作用。“美国将再次伟大”，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主义的世界霸权。

当然，这并不会自然而然地阻止当今已有的和已经被全球主义者引发的冲突。特朗普要求俄罗斯结束乌克兰战争将是现实的，但总体上相当困难。他对以色列在加沙活动的支持，将与拜登一样毫不含糊。此外，特朗普与右翼政客内塔尼亚胡可以说是志趣相投。而对中国，他将采取相当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向在美中国企业施压方面。

2024年7月10日，北约峰会期间，美国共和党籍众议长约翰逊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IC Photo

特朗普和拜登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关注经过理性计算的美国国家利益（这符合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并以务实的态度考虑力量和资源的平衡。而拜登背后的全球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是极权的、不妥协的。

对于特朗普来说，核灾难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代价。对于拜登，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自诩为“新巴比伦统治者”的人来说，一切都岌岌可危。他们的行为，即使在危急情况下，也是不可预测的。

特朗普只是一个玩家。他非常强硬和大胆，但也受到理性和对具体利益评估的约束。特朗普很难被说服，但你可以和他达成协议。拜登和他的助手则多少有些不理智。

2024年11月的美国大选将回答人类未来是否还有更多机会的问题。这样的机会说少不少，说多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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