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这一概念为新自由主义者所攫取后，西方在思想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自由主义1.0如何变为自由主义2.0，如何最终成为“自由”的敌人，其他力量又该如何应对？
俄罗斯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被称为普京总统智囊的亚历山大·杜金，赐稿观察者网，分享了他的思考。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杜金 译/ 刘思雨、常宜】

自由主义的新变化

在目前的历史势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了新的变化。同任何其他政治意识形态一样，自由主义也在不断变化，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典型的变化：比如一些事物的终结和另一些事物的开始。这代表着下一个势头的出现。它往往出现在某一政治制度的垮台或类似世界大战带来的权力制衡之后。
但有时候它的产生是悄无声息、不知不觉的。当然，我们总是能够区分变化产生的一些征兆，但其深度和是否已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仍有待讨论。
我认为，现在我们正见证着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内发生的剧变。可以把它称作从自由主义1.0过渡到了自由主义2.0。严格来说，这种变化的完成需要某种“仪式”。我认为这种仪式就表现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被乔·拜登为首的全球主义精英推翻后建立的新保守主义政府。
但那不过是一种表面的“仪式”而已——像同性恋游行、“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反抗、性少数群体的“攻城略地”、极端女权主义的全球暴动，以及后人文主义和极端技术官僚的涌现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纯粹智力、哲学的——过程，我想对此进行研究。

自由主义的孤独

事先声明，我将通过以第四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结构方法来进行这一研究。这意味着我认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或第一政治理论）是最能体现西方现代性的理论，因为在20世纪，自由主义打赢了与其主要对手的历史性战斗——共产主义者（第二政治理论）和法西斯主义者（第三政治理论），两者都曾动摇了自由主义者自称为最现代理论的地位，宣称自己比自由派更现代。
因此，根据这一理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不仅在战术上，而且在战略上获得了20世纪的胜利，并且某种程度上不可逆转地成为20世纪 90年代以后独特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一般被叫作“单极时刻”（Charles Krauthammer），弗朗西斯·福山过早地称其为“历史的终结”。不考虑具体的时机等细节问题，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在那个时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中国并不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全面替代品，因为自邓小平执政以来，中国已部分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试图利用这种优势来增强国家实力，同时也接受了主要的自由规则和自由市场原则。
这就是从旧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从自由主义1.0到自由主义2.0的象征性转折点。然后，到了9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政治理论在语义上酝酿着突变。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历史性胜利创造了两个重要的意识形态转变：
·“红棕色”，也叫作“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联盟的出现。这基于对自由主义胜利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感到痛惜，以及想建立一个共同的反自由主义的右翼和左翼阵线的愿望（但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上仍然比较边缘化，同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危险的严重性相比，它的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
·自由主义的“孤独”，由于它失去了两个主要的意识形态敌人（正如卡尔·施米特强调在定义政治和意识形态认同时，区分敌友的重要性），这更加强了自由主义的自我肯定。
既然狭隘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构成真正的政治威胁，自由主义的孤独的问题仍然占主导地位。
自由主义胜利催生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概念
在哲学上，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不谋而合。后现代作家，主要来自极左翼，变得非常批判苏联和部分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因此采取了与左翼自由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结盟的策略——越来越“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
因此，后现代主义成为二者的共同基础，前共产主义者受其影响变得越来越自由化（包括个人主义者、享乐主义者等），而左翼自由主义者则采用激进思想家的前卫认识论，提倡极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解放——包括摆脱规则、规范、稳定的身份、等级、边界等束缚。这就是自由主义2.0的根源所在。
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在30多年戏剧性的政治生活中才变得越来越清晰。而特朗普现象，是促使自由主义2.0的完整结构出现的最后、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时期。
自由主义2.0的主要特征在于它认识到一个内在的敌人，也就是自由主义内部的“第五纵队”（译者注：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方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在没有强劲的意识形态敌人——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情况下，孤独的自由主义者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红棕色”倾向虽然在运动上没什么影响力，但思想上的影响力却比想象的更加广泛。
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考察“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概念，整个图景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重新崛起，就可以被看作是反西方政治的苏联式战略与俄罗斯传统民族主义的新混合体。不然，就难以解释普京现象。普京被近似等同于“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这证实了单极自由主义时代下的主要思想框架。
同样地，这一概念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否则就很难或根本不可能解释中国的政治。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与日益明显的中国民族主义混杂在一起。
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也是如此，意大利政府基于“北方联盟”（Lega di Nord，右翼民粹主义）和“5星”派（5 Stars，左翼民粹派）之间达成的协议，象征性地建立了黄绿联盟，标志着左翼和右翼之间的距离在急剧缩小。

还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就是黄马甲民粹主义运动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反抗，其中马琳·勒庞的追随者同让·吕克梅朗雄的追随者一道，与位于中间的自由主义作斗争。
因此，在单极世界秩序中，自由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接受广义上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并正视它的严重性。因此，为了阻止他们的联合，自由主义者想尽一切办法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
但是，为了维护全球自由主义自身的支配地位，使其不被更有效的替代方案所取代，全球精英们表面上贬低这一现象的重要性，而实际上，他们一直在不择手段地打压。如果俄罗斯领导人，以及欧洲民粹派、伊斯兰反西方运动（意识形态上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反资本主义思潮能意识到，他们是从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来反对自由主义的，把左/右的或整合的民粹主义作为自己的明确立场，将会大大加强他们的力量，使其潜力倍增。
因此，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发生，自由派动用了一切手段，尤其是第五和第六纵队（在政府结构中根深蒂固、在形式上忠于各国主权领导人的自由派），他们试图压制任何朝这一方向发展的意识形态运动。

内部的敌人

但恰恰是他们把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当作正式的敌人，成功地遏制了可能出现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使得自由派越来越孤独。他们不敢让敌人正式登场，但代价是孕育出了内部的敌人。这就是自由主义2.0诞生的关键点。
当其敌人/朋友被抹去时，政治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存在。它失去了它的特性，失去了应有的效力。没有敌人就意味着思想上的自杀。所以，一个模糊而不明确的外部敌人不足以证明自由主义是正当的。在中俄都被妖魔化的情况下，自由派无法完全让人信服。
更重要的是：在单极时刻开始后，如果承认在自由主义影响区（民主、市场经济、人权、通用技术、全面网络等）之外还存在一个正式的、有组织的、而且还是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敌人，就相当于承认了某种程度上的严重的失败。因此，从逻辑上讲，敌人必须出现在内部。这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在理论上是必要的。而内部的敌人来得正是时候。它的名字就叫做：唐纳德·特朗普。
从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唐纳德·特朗普就被贴上了标签，他开始扮演极其重要的敌人的角色。他将自由主义1.0和自由主义2.0的界限合并了起来。他成为了自由主义2.0的助产士，完成了其最终的诞生。
起初，有少部分观点认为特朗普和“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普京有关系。这确实对特朗普的总统任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从意识形态上来看，两者之间并不一致。不仅因为特朗普和普京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联系，而且特朗普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机会主义，还因为普京本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有意识地反对全球自由主义，但实际上更像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和特朗普一样，他重视支持度，同时也对意识形态没多少兴趣。
另一种认为特朗普是个“法西斯主义者”的观点也很可笑。由于他的政治对手过分强调这一点，这的确给特朗普带来了麻烦，但他其实也不是个法西斯主义者。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团队都不是“法西斯主义者”或任何极右倾向的代表，很久以前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就已经完全被边缘化，只作为一种媚俗文化的自由意志主义边缘存在。
所以，要想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付特朗普（而不仅仅是在宣传上，所有方法只要管用都被接受），自由主义者不得不重新界定他的立场。在这里，我们接近了研究中最关键的点。特朗普过去和现在都是自由主义1.0的代表。人们发现，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而且这次是真正内部的——敌人。

若我们抛开所有那些在政治实践中反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国政权，即认为这些政权并不产生什么严重的问题，即它们并非散落在自由主义进步的必然胜利之路上的障碍，这样的话，自由主义的真正敌人只有一个——即自由主义本身。为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自由主义不得不进行内部清洗。
此时，自由主义内部出现了明确的分裂。新自由主义在与左翼后现代主义不断融合的基础上，不再自我认同为旧自由主义。旧自由主义正是在唐纳德·特朗普这个象征性人物身上得到了体现。旧自由主义被判定为“他者”。这就解释了拜登竞选时的意识形态部署——“回归常态”、“重建得更好”等等。这个所谓的“常态”是一种新的常态——自由主义2.0的常态。
自由主义1.0——民族的、明显的资本主义的、务实的、个人主义的以及在某些方面自由意志主义的——从此被判定为“反常”。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言论和思想的充分自由，表达任何立场的开放的可能性，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建立家庭的权利，在任何宗教或世俗的基础上组织性别关系的权利——所有这一切，在自由主义1.0中得到充分承认的价值，如今变得不可接受。
从此，尊奉政治正确与“取消文化”，而所有不接受这种左翼自由主义，不将其视为必要、合理且正常的人，都会受到羞辱。
所以，自由主义2.0已经逐渐演变成了有极权主义色彩的事物。在与更明确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作斗争时，它并不显现出极权主义，至少看起来不是。但在只剩下自由主义之时，它自身就表现出了它意想不到的特点。如果自由主义1.0不是极权主义，那么自由主义2.0就是极权主义。
旧自由主义会立即反驳这样的论调，因为极权主义明显地直接违背了以自由选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做非自由主义者的权利曾和做自由主义者的权利一样受到尊重。但现在不是这样了，不再是这样了。
所以，从最近特朗普离开白宫的那一刻，一种自由主义已经结束。另一种自由主义从现在开始了统治。在这里，自由不再是自由的，而是一种强制。而自由的含义也不是谁都能定义的。它现在是由新执政的自由主义（2.0）精英们明确规定的。谁要是不同意，谁的观点就注定要被废止。

哈耶克：事情的开始

我们可以按照20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本身思想的演变——尽管有时不太清晰——来追溯自由主义2.0的思想进路。有三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和乔治·索罗斯。他们属于同一个传统——哈耶克是波普尔的直接导师，波普尔是索罗斯的老师。因此，他们似乎应该有或多或少相同的观点。一部分观点是这样，但另一部分不是这样。
哈耶克显然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他在其著作中批评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强调它们对“社会工程”（project）的承诺。他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政权以高尚的名义，将其暴力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强加给社会，扭曲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自然逻辑；两者都过度使用了未来和进步这两个范畴，把它们作为统治权和支配权的决定性论据，来论证这种被赋予使命的政治结构的合理性，其使命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使这种未来得以实现。因此，他认为，共产党人和法西斯主义者通过使现实屈从于自称的“进步法则”，而违背了现实。
相反，哈耶克肯定了现状是做分析的某种出发点。从理论上讲，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因为有太多的相关因素对未来产生影响——它们总是超出人类思维所能考虑的范围)，我们应该谨慎、温和地行事，而不破坏现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在必要时仅仅是试图发展或改善旧有结构。
哈耶克用“传统”的概念反对“社会工程”，他认为传统是有机发展的唯一基础，因为他认为“传统”是前几代人理性选择的总和，这种理性包含了人们犯的错误和做的纠正，是一个巨大结构，也是任何一个“社会工程”都无法比拟的。
哈耶克完全反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从逻辑上讲，也反对它们的任何混合形式），他更接近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英国保守主义。因此，哈耶克的思想与温和的法国民族主义相结合，被部分法国新民主主义者（Nouvelle Droite）如亨利·德·莱斯昆（Henry de Lesquen）、伊万·布洛特（Yvan Blot）等人所接受也就不奇怪了。
哈耶克可以说是自由主义1.0的理想典范。

卡尔·波普尔：中间点

哈耶克的弟子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理论的提出者，索罗斯的直接导师——在表面上忠于哈耶克的思想。他接受了社会的自由发展观点，严厉地批评了“社会工程”这一说法，并开始对第二政治理论与第三政治理论的共同点进行了概括，这无意中帮助了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原则的形成。
波普尔认为，政治传统的主要错误是柏拉图式地接受作为规范之源的理想国家的存在，以及亚里士多德式的“终结论”（telos, causa finalis）理论——目的是证明达到目的的手段合理性的主要论据。
波普尔在形式上沿用了哈耶克的方法，但大大改变了一些重要的论点。在他的主要著作《开放社会》的标题上，他加上了“及其敌人”这个副标题，这强调了他立场中二元对立的特点。
哈耶克害怕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社会工程”（liberal project），他对用二元形式构建任何政治和意识形态都非常谨慎。哈耶克认为，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工程”，自由主义者对一切存在的事物都保持有机开放的态度。这是一种斯多葛式的伦理学。
然而，波普尔完全改变了这种方式。“开放社会”明显是一种“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它把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分为两个阵营：
·开放社会
·开放社会的敌人
这两个阵营间存在战争。波普尔对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或谢林的批评语气完全是不宽容和歇斯底里的。这与哈耶克的冷静态度——包括对敌手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波普尔主张从根本上摧毁开放社会的敌人，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由于缺乏内在的限制，开放社会的敌人也会摧毁开放社会。因此，波普尔的逻辑是：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这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是向自由主义2.0的转变。波普尔讨厌一切可以认为是类似于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东西。他不仅拒绝第二政治理论与第三政治理论，而且把它们定为犯罪行为，并要求彻底消灭它们。
在他眼里，我们不能选择“非自由主义”。任何开放社会的敌人，从定义上讲，都是意识形态罪犯——无论他（或她）是政治光谱中的左派还是右派。
但波普尔本人显然是资本主义者、经济上的右派。他在艺术、社会等方面反对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元素，在文化上他也在某些方面偏右。所以，尽管波普尔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2.0，但他已经很接近了。

乔治·索罗斯：目的地

然后就是从自由主义1.0向自由主义2.0过渡的最后一个要素。欢迎来到乔治·索罗斯的世界。讽刺的是，“索罗斯”这个名字在匈牙利语中是“下一个”的意思。索罗斯成为自由主义2.0的象征性人物真可谓一个正确的选择。
索罗斯是卡尔·波普尔的学生，正如索罗斯自己承认的那样，波普尔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索罗斯成了波普尔的信徒，并把在全世界各地推广“开放社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面的“自由主义社会工程”（这在哈耶克眼里是个矛盾），它甚至比波普尔的社会工程更具侵略性、激进性和攻击性。
波普尔把他的行动主义限制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上。而索罗斯通过金融投机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把“开放社会”的原则应用于全球政治。索罗斯为他的基金会选择了“开放社会”这个名字，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进攻性自由主义网络的保护伞，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控制、领导和颠覆政权。
有了索罗斯，自由主义就成了真正的极端主义。只要他认为某政权是开放社会的敌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赞助针对该政权的颜色革命、起义、政变等等。这种标准是什么？由谁来评判？标准在索罗斯的圣经——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有所表述。法官就是索罗斯本人，他是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及其实际执行的主要仲裁者。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索罗斯及其全球帝国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一些变化。索罗斯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近极左自由主义者、彻底的后现代主义者和极左活动家。也许是因为他认为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更多——这是实现自由主义社会工程的全球目标所必需的。或者他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看法有所改变。
索罗斯最近的著作，与他本人及其所支持的组织的政治行为，更证明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左派倾向——包括公开批判资本主义这种极左派思想。索罗斯积极推动后人类主义、性别政治、文化取消、女权主义以及各种反宗教运动。他以进步的名义对这些主张进行倡导。
因此，有了索罗斯，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到达了自由主义的另一端。如果说波普尔类似于哈耶克，索罗斯类似于波普尔，那么索罗斯和哈耶克就显得是两个极端。哈耶克支持传统，从根本上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工程，对进步持怀疑态度（因为没有人能够确定某件事情是否是进步）。索罗斯则相反，他赞成进步和自由主义社会工程，甚至我们可以称之为极左自由主义。
他们三个人都反对第二政治理论和第三政治理论，但似乎在这些理论被战胜之后，蛇就转过身来咬自己的尾巴。索罗斯几乎攻击了哈耶克所珍视的、所认为是必须的一切观点。
这在特朗普的案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索罗斯认为特朗普是他的大敌，也就是说，他也会认为哈耶克是自己的大敌。特朗普毕竟不是非自由主义者。在他本人和他的立场中，没有任何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东西。他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是哈耶克那种，而不是索罗斯那种。
这里是哈耶克（自由主义1.0）和索罗斯（自由主义2.0）的分水岭。

个人（individual）和分裂个体（dividual）

我想让你们注意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自由主义1.0和自由主义2.0这两种意识形态中都“解决”了个人问题。
古典自由主义把个人放在社会的中心位置。自由主义的社会物理学中的个人，与物理学中的原子起着同样的作用。社会由原子/个人组成，他们代表了个人之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建构的唯一真实和经验基础。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个人。这就是规律。
这样很容易理解自由主义的伦理学，这是理解自由主义规范和进步的基础。如果说个人是政治理论的主要主体，那么他需要从与限制其自由和剥夺其自然权利的集体实体的一切联系中解放出来。
从历史上看，所有可能的制度和规则都是由个人创造的（托马斯·霍布斯），但这些制度和规则已经获得了一些对个人的不当权力，国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利维坦“）。但是，所有的社会结构——社区、教派、教会、庄园、职业，以及近代的阶级、国籍和性别，都具有同样的功能——它们侵占了个人的自由，把一些“集体身份”的虚假神话强加给人们。因此，反对各种集体身份的斗争是自由主义者的道义责任，而衡量进步的标准就是这场斗争是否成功。
这种逻辑是自由主义的主要道路。到了20世纪末，个人解放的主要议程已经完成。传统的前现代欧洲秩序在20世纪初就已经被击败、彻底摧毁。1945年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和1991年对共产主义的胜利标志着个人从民族和阶级身份（这次是现代主义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创造的人为身份）中解放出来的两个象征性时刻。欧洲联盟的建立是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胜利。自由主义成为其内含的（有时也是外显的）的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1.0的胜利历史在此停止。个人得到了解放。历史的终结一如既往地近在眼前。自由主义之外再无可与其匹敌的敌人。人权的意识形态得到了确证，即承认任何一个人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外享有几乎平等的权利（这就是大规模移民的主要意识形态基础）。

此时，自由主义者意识到，除了摧毁诸多集体身份这一胜利果实之外，还剩下一些集体性的事物，一些被遗忘的集体身份，它们也应该被摧毁。这就是性别政治。作为一个男人或作为一个女人这种表述，意味着他们共享一个明确的集体身份，这种身份背后预设了强有力的社会和文化实践。这是对自由主义的新挑战。个人应该从性别中解放出来，因为性别仍然被视为客观存在的东西。社会性别应该是可选择的，应当是纯粹个人选择的结果。
性别政治从这里出发，巧妙地改变了个人概念的本质。后现代主义者首先指出，自由主义的个人概念是一种男性化的、理性主义的构造。为了使它更加“人性化”（在这里我们仍然是在人的区域内），新的解放实践不仅要克服性别是否平等的问题，而且要完全用一种新的、奇怪的、（甚至可能看起来）变态的构造来替代旧的、好的个人。这种简单的男女性别的社会可能性和功能的平等化，包括自由随意改变性别的权利，并不能解决问题。“传统的”父权制仍然会在界定理性、规范等方面占上风。
所以，后现代主义者如德勒兹（Deleuze）、瓜塔里（Guattari）等人得出的结论是：解放个人是不够的。下一步是要把人类解放出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把“生命实体”（living entity）从个人中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可以用能选择性别的根性实体（gender-optional rhizomatic entity）来替代个人，这种实体是一种网络身份。而最后一步将是用后人类的怪人——机器、嵌合体、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种类的基因工程来取代人类。
在20世纪70、80年代，这些是法国前卫哲学家的前卫研究。而在90年代，这种思潮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社会文化领域的重要潮流。在拜登的竞选活动中，它已经是一种完全成型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它所歌颂的不再是个人（如自由主义1.0），而是新的、正向我们涌来的后人类实体：以技术为中心的、能选择性别的、后个人的分裂个体（dividual）。
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他们的研究都由索罗斯赞助和推动）等左翼作者为这些概念准备了知识土壤。但现在，这些概念被大资本所接受，尽管这些概念最初是针对大资本本身的。
个人与分裂个体之间的界限，或者说“仍然是人”与“已经是后人类”之间的界限，是自由主义1.0向自由主义2.0范式转变的主要问题。
特朗普是一个人类个人主义者，在仍然是旧式的人类语境中捍卫个人主义。也许他是最后一个人类个人主义者。拜登则支持后人类主义和分裂个体主义（dividualism）的全面来临。

自由主义2.0与第四政治理论

我就这一真正重要的议题所做的最后陈述，是专门讨论第四政治理论及其在当前意识形态背景下的发展。第四政治理论的规范导向是反对一切形式的现代性，反对现代性本身。然而，考虑到第一政治理论即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战胜了它的竞争对手，从而确保了自由主义作为现代性主要精神（Aufklärung）唯一继承人的地位，第四政治理论是公开地、彻底地反自由主义的。
1991年，自由主义最终“战胜”了共产主义。之后在政治哲学上，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反思，如果我们可以把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看作反思的第一阶段，那么第四政治理论显然是同一方向上的第二阶段。
主要的区别在于第四政治理论拒绝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民族主义，或两者的混合物来取代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的自由主义。这是第四政治理论的极端反现代主义立场的结果，它在制定其基本原则时十分明确，尤其是不与现有政治结构——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进行不同的妥协。
如今，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反自由民粹主义，都无法真正战胜自由主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原本需要整合非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右派。但执政的自由主义者对此非常警惕，他们总是试图预先阻止任何此类行动。极左和极右政治家与团体的短视导致其只会帮了自由主义者的忙。
因此，经过30年的意识形态斗争，我建议放弃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阶段，直接转向第四政治理论本身，接受一个明显反现代的政治组织愿景。团结软弱腐朽的左、右两派是如此之难，不如从头做起，把第四政治理论建设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公开的反现代意识形态，反而容易。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自由主义1.0和自由主义2.0之间明显的、不断扩大的鸿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内部清洗，似乎正在残酷地惩罚与放逐一种新的政治生物，这一次的受害者将是自由主义者自己，包括那些在拜登—索罗斯大重置战略中认不清自己的人，包括那些当好的旧式人性、好的旧式个人、好的旧式自由与市场经济最终消失时，拒绝享受那一刻的人。
在自由主义2.0中，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它正在走向后人类时代，任何对此提出质疑的人都将被欢迎加入开放社会的敌人俱乐部。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在这里我们多多少少适应了这种环境。欢迎来到地狱，新人们。现在，任何特朗普的支持者或普通共和党人都同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的一样，被当作潜在的危险人物。
关键在于，当我们坚持要克服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立场时，并不意味着我们能更容易被自由主义者所接受。不，我们只是澄清我们的立场，以使它更符合深刻的反现代原则。然而，在目前从自由主义1.0到自由主义2.0的过渡中，这可能偶然地带有一些实际内涵。
自由派1.0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第四政治理论将现实确定为其主要意识形态敌人，而现实正是他们憎恨和苦难的表现。特朗普主义和普通人的个人自由主义现在正受到攻击。在索罗斯派和拜登派眼中，他们几乎与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等同。他们没有区别。他们就是开放社会的敌人，这是最后的判决。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此，现在是时候注意到自由派不再是当下资本主义的可敬公民了。
对我们来说，自由主义者1.0现在正被驱逐到政治贫民区。由于第四政治理论要求全部改写政治的现代性过程，因此没有必要在这个贫民区对民族主义等友好。这不是针对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第四政治理论是为了人类而反对自由主义2.0的最后一战——正是我们现在所想的。
从一开始，将“国家主义”纳入反对现代世界的起义中就是一种妥协。埃波拉很好地解释了其原因和局限性。把反自由主义左派，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如果他们真诚地以反霸权为导向——纳入进来，就是个不小的甚至巨大的妥协。我们现在可以再往前走一步：让自由派1.0加入队伍。
要做到这一点，不一定非要成为非自由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者或激进的国家主义者。没有那回事。只要他们愿意，每个人都可以保持他们好的、旧式的偏见。第四政治理论是欢迎真正自由的一种独特立场，包括争取社会正义的自由，成为爱国者的自由，保卫国家、教会、人民、家庭的自由，以及保持为人或不保持的自由。
自由不再站在他们一边了。自由主义2.0是任何自由的敌人。所以，让我们不要失去自由这个价值观。它是一种最大的价值，因为它是人类灵魂和内心的精髓。自由为我们开辟了通往上帝、通往神圣和通往爱的道路。
如果自由必须成为政治，那就让它成为我们的主要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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