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者认为，人性本身存在着缺陷（霍布斯悲观主义人类观遗产，甚至更深一层的与基督教中关于堕入罪孽的思想相联系，即拉丁语中的lapsus），无法从根本上纠正。这意味着自私、掠夺与暴力是永无休止的。由此可得的结论是，只有在强大国家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对人（按照霍布斯的说法，人对于人如狼）进行约束和整顿。国家是不可避免的，是最高主权的承担者。与此同时，人的残暴和利己主义本性和被映射到了到国家身上，因此民族国家各有其自身利益。而这些利益只有自己的国家才会考虑。暴力意志和贪婪使战争的可能性永远存在。现实主义者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会如此。因此，国际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彻底的主权实体之间的力量平衡之上。世界秩序不可能长期存在，只会有随着一些国家的衰弱和另一些国家的崛起而变化的混沌。同时，这一理论中的“混沌”一词并不具有贬义，它只是对事实的陈述，是以最严肃态度认识主权概念的必然结果。如果存在几个真正的主权国家，那么它们之间就不可能存在一种所有国家都服从的超国家秩序。如果存在这样一种秩序，那主权就将不完整，主权将在事实上压根就不存在，只有这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本身才是主权。

现实主义流派在美国传统中非常强大，其创始人是美国人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和英国人爱德华·卡尔。

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

现实主义者反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学派。他们不依赖霍布斯的悲观主义人类观，而是依赖洛克的白板说（tabula rasa），部分依赖康德的和平论，康德的和平论源于实践理性的道德观及其普遍性。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人可以通过改造和再教育来改变。这就是启蒙运动的计划：将残暴的利己主义者转变为合理、宽容的利他主义者，愿意与他人共处，以理性和宽容对待他人。这就是进步论。现实主义者认为人性无法改变，而自由主义者则坚信人性可以改变，而且应该改变。但两者都认为，人是猿的前身。现实主义者将其视为不可改变的事实（人狼），而自由主义者则坚信社会有能力改变昔日野兽的本性，在“白板 "上书写自己想要的一切。

但如果是这样，国家只是启蒙时所必需的。当社会变得足够自由和文明时，国家就可以解体。因此，主权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如果国家不努力使其臣民成为自由主义者，它就会成为一种邪恶。只有自由主义国家才能存在，因为 “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争斗"。

但这些自由主义国家也必须逐渐消亡，让位于世界政府。在为公民社会做好准备之后，它们就会被废除。这种逐步废除国家的过程是无条件的进步。在现代欧盟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逻辑。美国的全球主义者，包括拜登、奥巴马或 “开放社会 "的倡导者乔治.索罗斯都明确指出在进步的过程中，世界政府将在美国及其直辖的卫星国的基础上形成-这就是民主联盟的计划。

在技术意义上，国际关系中与现实主义相对的自由主义通常被称为 “理想主义"。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者认为，人类注定要一如既往，而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者则“理想主义"地相信进步，相信有可能改变人性本身。性别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就属于这类意识形态-它们源于自由主义。

国际关系中的马克思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另一个分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领域，“马克思主义 "的含义并不完全是苏联的主流外交政策。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经典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明确地指出，苏联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纯粹的现实主义原则之上的。斯大林的实际方针是建立在完全主权原则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完全主权与其说是与民族国家相关，不如说是与他的“红色帝国 "及其利益相关。

所谓的 “国际关系中的马克思主义 "主要体现在托洛茨基主义或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这也是唯心主义，只不过是 “无产阶级的"。

在这里，整个世界被描述为一个单一的社会进步区域，资本主义体系将因此成为全球性的。也就是说，整个事情正是要在全球资本的全面霸权下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而世界资本的霸权是国际性的。在这里，人的本质与自由主义者一样，取决于社会，更确切地说，取决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因此，人的本质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打消了人身上的兽性，而把人变成了一种完全依赖于阶级结构的社会机制。人并不生活和思考，而是阶级通过人来生活和思考。

但与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不同，国际关系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不会随着世界政府的建立和人类以没有国家和文化的完全融合而终结。在此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这是与苏维埃制度和 “斯大林主义 "的主要分歧），阶级矛盾将达到顶点，世界革命将发生。斯大林主义在这方面的错误被认为是试图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导致了左翼版本的国家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完成其摧毁国家和取消主权的使命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真正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在此期间，必须支持资本主义-尤其是大规模移民、人权思想、各种少数群体，尤其是性少数群体。

现代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这样：支持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和加速主义。

多极世界理论中的现实主义

但在这里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多极世界理论更接近什么？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

让我提醒大家，在这一理论中，主体不是新时代的古典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马基雅维利.鲍丁的主权理论的精神），而是文明型国家（张维为）或 “大空间"（卡尔.施米特）。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敏锐地勾勒出了这样一种多极世界秩序。一些文明通过地区一体化的进程，成为了世界政治中的独立中心。我在《多极世界理论》中阐述了这一主题。

乍一看，多极世界理论是关于主权的。也就是说，它是现实主义相关的。这是事实，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正：在这里，主权的承载者不仅仅是民族国家，它还是公民个体的集合体，是文明型国家，在其中，整个民族和文化在最高的地平线如宗教、历史使命、理念、统治者（如欧亚人）之下联合起来。文明型国家是帝国的一种新的纯技术名称。中华帝国、伊斯兰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当然还有西方帝国。在前哥伦布时代，这些文明型国家决定了地球政治的平衡。殖民化和西方在现代的崛起改变了这一平衡，且有利于西方。现在，某种历史性的修正正在到来。非西方国家正在重新彰显自己的力量。俄罗斯正在乌克兰与西方争夺最重要的边境控制权。中国正在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伊斯兰教正在对西方帝国主义和霸权发动文化和宗教圣战。印度正在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全球行为体。非洲的资源和人口潜力使其在不久的将来自动成为最重要的参与者。拉丁美洲也在维护自己的独立权利。

新的主体：文明型国家，迄今为止只有文明，它们越来越多地考虑融入主权强大的集团，“大空间"被认为是地球现实主义的新面貌。

但是，与按照新时代欧洲资产阶级政权模式建立的普通民族国家不同，文明型国家已经不仅仅是西方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社会，是一群具有侵略性的利己主义动物的随机组合。与普通国家不同的是，文明型国家是围绕着一种使命、一种理念、一套价值体系建立起来的，而这套价值体系绝不仅仅是实用主义和务实主义的。这意味着，不考虑这一理想维度的现实主义原则在这里无法完全适用。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与自由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的理想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只是其中一种文明西方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有其他文明都具有独创性，以自身的传统价值观为基础，面向其他思想的理念。因此，我们可以把正在崛起的、形成多极世界的非西方文明的这种理想主义称为非自由主义。

因此，多极世界理论中的文明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同时采用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要素。

他们从现实主义中汲取了绝对主权原则，即在星球层面不存在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权威。每个文明都拥有完全的主权，不从属于任何世界政府。因此，文明型国家之间存在着有条件的 “混乱"，就像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一样。但与这些理论不同的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实体，不再是依据欧洲新时代原则形成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基于人、神、社会、空间和时间等自主概念完全不同体系，且自主概念来自于特定的文化代码-欧亚、中国、伊斯兰、印度等而形成的实体。

这种现实主义可以被称为文明主义，它的基础完全不是霍布斯的逻辑（霍布斯以人兽固有的凶恶和侵略性为利维坦的存在辩护），而是基于他们认为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和规范的至高无上的信念的单一传统（通常是神圣的）所团结起来的大社会。这种普遍性受到“大空间"的限制，即特定帝国的边界。在这样一个 “广阔的空间 "内，它是得到承认且是构建起来的。这是其主权的基础。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自我的和物质的，而是神圣的和精神的。

多极世界理论中的理想主义

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相当程度的理想主义。这不是洛克或康德的理想主义，因为这里没有普世主义，没有任何 “普世价值 "的概念，这些价值具有普遍约束力，必须为此牺牲主权。这种文明的理想主义根本不是自由主义，甚至可以说是非自由主义。每种文明都相信其传统价值观的绝对性，所有这些价值观都与现代全球主义西方所提供的价值观大相径庭。宗教不同，人类学不同，本体论也不同。而所谓政治学沦为美国的政治学，一切都建立在 “民主政体 "和 “独裁政权 "的对立之上，早该死死了。还有理想主义，完全不赞成将自由民主作为 “进步的标杆和顶峰"。每个文明的理想都是不同的。有些地方则与西方完全不同。有些地方相似，但也只是部分相似。这就是 “非自由主义 "的真谛：现代西方自由文明被视为普遍模式的论点被遭到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每种文明都提供了自己的传统价值体系：俄罗斯的、中国的、伊斯兰的、印度的等等。

对于文明型国家而言，理想主义反映着其文明的目标、基础和方向的具体理念。这不仅仅是一个依靠历史和过去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集中精力、意志和相当知识视野的项目。这一理念的性质不同于现实主义所局限的对国家利益的简单计算。一个更高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是超越性的）的存在决定了未来的矢量，也决定了其发展的道路，也正是每个文明所认为的其历史中存在的美好前程。与自由主义理想主义一样，我们谈论的是对理想的向往，它决定了未来的目标和运动方式。但理想本身却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自由主义试图将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和纯技术性社会领域的改良作为普遍标准加以肯定，但实际上这只反映了后现代时代西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趋势；而非西方文明则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形式。这种形式很可能包含着一种反过来成为普遍标准的主张，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各文明国家承认其他形式的合法性，并与之保持一致。多极世界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承认他者的基础上，因为他者就在身边，而且很可能在利益或价值观上并不一致。也就是说，多极化承认多元化 ，并与之相适应，不否认他者存在和与众不同的权利。这就是单极化与多极化之间的主要矛盾。

自由主义的西方假定全人类只有一个理想和一个发展方向那就西方。一切涉及他者、不符合西方自身身份和价值体系的事物都被视为 “敌对的"、“专制的 "和 “不合法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需要纠正的 “落后于西方的"。因此，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表现形式在实践中与文化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不谋而合。多极模式中的文明国家以自己的观念和取向反对这种 “理想"。

非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

俄罗斯历来试图以集体主义、团结和正义的价值观以及东正教传统为基础，为建立欧亚大陆强国辩护。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理想。如果我们同意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对自身的定义，那么它就相当不自由。与此同时，俄罗斯文明（俄罗斯世界）有其特殊的普遍性，这既体现在东正教的普遍性上，也体现在苏联时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的信念上。

某个东方大国的 “xxxxxxx "计划 或 “天下 "理论代表了传统儒家理想中的中庸原则，即某帝国处于世界中心，并将xx文化准则作为一种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理想提供给周边民族。但是，xx梦无论是其康米版本还是公开的反资产阶级、反个人主义和传统儒家的版本在其基础上都与西方自由主义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非自由主义的。

伊斯兰文明也有自身不可动摇的原则，将伊斯兰教作为 “最后的宗教 "向全球传播。这种文明将其社会政治制度建立在伊斯兰教法原则和忠实于基本宗教信条的基础上是正常的。这反过来又是一种非自由主义的项目。

近几十年来，印度越来越明显地转向其吠陀文明的基础，部分转向种姓（瓦尔纳）制度，以及从殖民主义哲学模式中解放出来，并在文化、教育和政治中确立印度教原则。印度还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传统是人类精神的顶峰。这间接体现在印度教简化改宗形式的传播上如瑜伽和方便的精神修炼。显然，吠檀多哲学与自由全球主义的态度毫无关系。在传统印度教看来，现代西方社会是一种极端的堕落形式，它混杂并颠倒了所有价值观，是黑暗时代卡利尤加的特征。

非洲大陆正在开展自己的文明计划，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是泛非主义。这些项目以反西方为基础，呼吁非洲土著人民回归殖民前的传统。在泛非主义中，有几个方向以不同的方式诠释非洲理念及其未来的实现方式。但它们都一致反对自由主义，这意味着非洲的发展方向是非自由主义的。

拉美国家也是如此，它们试图证明自己不同于美国和西欧。拉美理念是建立在天主教（在西方已经衰落或完全退化，但在南美却相当活跃）和本土民族复兴传统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另一种非自由主义文明。

文明的冲突-思想的斗争

因此，俄罗斯、中国和伊斯兰思想具有显著的普遍潜力。紧随其后的是印度，而非洲和拉丁美洲至今仍将其计划局限于各自的大陆。尽管非洲人在世界上的广泛分布使一些理论家提出了一个计划，即按照巴西的 “奎罗布"（quilombos）原则，主要在美国和欧盟建立非洲自治区。从长远来看，拉美人口在美国的增长也会对北美文明和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体系产生重大影响，而北美文明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体系由于其天主教基础和与传统社会的联系，迟早会与自由主义发生冲突，因为自由主义具有新教和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基础。

因此，单极世界秩序与多极世界秩序之间的斗争是思想的冲突。一方面是试图捍卫其全球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是在多极化集团国家中日益明显的几种非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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