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杜金:前路未卜的“后普京时代”,壮志难酬的“俄罗斯梦”

1月15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宣布俄政府全体辞职。俄总统普京表示,感谢本届政府的工作并要求全体成员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做好本部门的工作,并有意增设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一职,提议梅德韦杰夫出任此职。
一时间,有关俄罗斯政局变动的猜测随之而来。
20年前的1999年12月31日,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最高权力,出任俄罗斯代总统,3个月后通过选举正式成为俄罗斯联邦第三届总统。回顾普京20年的执政生涯,他以“硬汉”的形象示人,改变了苏联解体后内忧外患的俄罗斯,使之成为世界大国竞争中的重要力量。
观察者网在普京执政20年之际采访了俄罗斯政治学者,被誉为“普京智囊”的亚历山大·杜金教授,点评他心目中的“普京时代”以及属于普京的“俄罗斯梦”。

采访、翻译/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首先能否请您总体评价一下普京总统的20年执政生涯?如果我们对比20年前的俄罗斯与今日的俄罗斯,您觉得普京带来的最显著变化是什么?
杜金:就其本身而言,普京的20年执政生涯不仅彻底改变了俄罗斯,而且改变了世界秩序。这是一种范式性的改变——世界从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转变。显然,仅仅靠普京自己是无法实现这种巨大转变的——和俄罗斯一道,中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普京始终身处“前线”,普京的俄罗斯所肩负的使命在这场变局中也是核心与关键的。
20年前,普京上台之初,俄罗斯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北高加索的部分区域(车臣、达吉斯坦的部分区域和印古什)实质上脱离了莫斯科的控制,在叶利钦时代那些亲西方自由主义寡头的控制之下,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未来俄罗斯联邦将不可避免地重复苏联那样分裂崩溃的命运。这是90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操纵地缘政治导致的后果。因此,当时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西方霸权与单极世界已经完全确立且不可逆转。

弗朗西斯·福山当时认为,“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全球资本和人权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主导权已经完全处于西方的控制之下,大西洋主义赢得了“永远”的不可逆转的胜利。布热津斯基毫无掩饰地描述俄罗斯是一个“腐朽的国家”,已经居于次要地位,丧失主权、被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精英所统治,即将彻底分裂。在他的《大棋局》一书中,布热津斯基策划了欧亚大陆的最终败北以及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实体的消失。在他的计划中,北高加索的分离和与乌克兰的冲突被强调为最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的问题。
普京改变了历史进程,终结了所有这些号称“客观”实则充斥着一厢情愿和傲慢的所谓预言。普京开始恢复对俄罗斯领土的控制,赢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终结了来自西方的外部干涉,使俄罗斯再次成为了世界政治中挑战西方霸权的活跃主体,终结了有利于单极化的世界秩序。
普京重塑的不是一个“两极世界”,而是为世界多极化创造了条件。在这20年的末期,这种多极化趋势在中国与俄国的联盟中达到了顶峰,普京的“大欧亚大陆计划”应该将“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潜能相连接,使欧亚大陆彻底独立于西方,在经济和政治上享有主权。
观察者网:作为一名有抱负的政治家,普京希望让俄罗斯重新拥有繁荣、统一和力量,正如您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的,普京有一个“俄罗斯梦”。您认为在他实现这个目标的进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他是如何应对苏联解体后的混乱状态和来自外界无休止的制裁和压力?
杜金:“俄罗斯梦”任重而道远。普京暂时为其从创造了地缘政治的条件,但是某种意义上并没有实际的倡议。长期以来,普京一直在与来自西方的压力作斗争——制裁、政治与经济敲诈、媒体对他本人以及整个俄罗斯的妖魔化等等。相对来说,普京在国际政治领域更加成功——重新收回了克里米亚,俄罗斯的中东政策,处理与中国、伊朗、土耳其的关系,建立新的同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2019的东方经济论坛上与莫迪签订的俄-印战略伙伴协议。这些条件对于细化“俄罗斯梦”的整体战略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但是如果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俄罗斯就必须跨过许多障碍和困难,其中就包括你在问题中提到的那些。

当前,通向“俄罗斯梦”的最主要障碍是那些涌现于90年代末期、在普京时代依然手握权力的俄罗斯政治经济领域的精英阶层。这批精英继承了苏联晚期的阴暗面,并且在90年代的自由主义试验改革中把这些阴暗面加倍,几乎扼杀了俄罗斯——文化、科学、教育、政治意识、经济思想,所有的一切几乎在现代俄罗斯陷入瘫痪。时至今日,很多这些领域的关键位置都掌握在这批亲西方的精英手中,我们把这群人叫做“第六纵队”。
他们试图适应普京的风格和他的主权思想,但是骨子里依然完全是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那一套。他们阻止任何经营“俄罗斯梦”的意图和实际努力,因为他们憎恨俄罗斯,憎恨它的身份、它的精神和它的文化传统。这批精英用西方的视角看待俄罗斯,于是只看见了不好和扭曲的形象。他们觉得自己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是殖民政府的一部分,和那些“土著人”没有半点相似。
这批精英不会让普京实施第二阶段的改革,所以他们试图把普京的努力仅仅限制于地缘政治和国外政治领域——虽然普京在这个领域的政策他们也不太喜欢,但是他们也明白没办法阻止他实施欧亚战略。然而在意识形态和规划未来俄罗斯这方面,也就是所谓的“俄罗斯梦”,普京并没有他在地缘政治领域这么强势。在这方面,自由主义精英依然具有压倒性优势。
因此,我的分析是,普京面临的最大障碍并非经济和金融潜力不足、政府治理问题和某些“客观”困难,本质的问题在于俄罗斯这个主体依然是广义上的那群“反俄精英”手中的人质。这是普京的弱点,内忧更胜于外患。
观察者网:长期以来,恢复俄罗斯经济是普京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我们看到俄罗斯在普京执政的前十年曾经经历过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但也有批评者认为俄罗斯现有的经济模式太过依赖能源,丧失了苏联时期强大的工业基础。您如何看待普京在经济领域的表现?
杜金:总的来说,普京在经济上是失败的。在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恢复了国家对已经私有化的垄断企业的控制,并且将一些公开与俄罗斯国家利益相抗衡的寡头边缘化。这些都给经济一定程度上的增长产生了正面的效果。
但是,认为对国家这种程度的控制已经足够了的普京犯了战略性错误,他寄希望于一批极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总理梅德韦杰夫——他们与所有的政府经济部门说服普京,告诉他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和积极参与全球化可以解决俄罗斯所有的经济问题。

他们拿不出可行的战略和经济思想,有的只是对市场近乎宗教式的信仰。这就阻碍了俄罗斯发展除军工之外的高科技、工业、建立独立的金融体系,这样一来真正的收入来源只有靠出售资源。这是错误的估算、错误的决定,然而即使面对缓慢的经济增长,普京仍然相信这样的经济自由主义。
普京在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上是一个英雄和赢家,也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救世主,但同时,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战略上普京是个彻头彻尾的灾难——两种属性集于他一身。
观察者网:您是否认为在处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上,普京面临一种“两难”?在执政初期,普京似乎试图和美国建立更加紧密和友善的关系,甚至曾经和克林顿谈过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今天的俄罗斯对于北约是什么样的态度和策略?
杜金:普京本质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他成为一个坚定的欧亚主义者并且为实现多极化而斗争,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和自己对抗。
他曾经试图成为西方的伙伴与盟友,但是西方用一种无比傲慢的姿态对待他,仅仅把他视作是冷战的彻底失败者,拒绝考虑任何维护俄罗斯主权、独立和尊严的建议,最终西方彻底疏远了普京,迫使他完全接受了欧亚主义,赞同多极化,这些都是一开始普京不太情愿的。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西方没有给普京任何机会让他可以在单极世界里找到一个位置,所以他们成功地把普京从一个倾向自由主义的实用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反对西方霸权的坚定的战士。我认为,当时的西方把普京视作和前任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一样的政治对象,这是普京不能接受的。

当普京某种程度上被动地接受了欧亚主义,他开始推动多极化进程。多极化必须肯定俄罗斯是多中心世界中独立的一极,这就需要把欧亚大陆转化成世界政治中的一个主体。这就与我和其他欧亚主义者在90年反对叶利钦时代信奉大西洋主义的俄罗斯精英,并积极倡导的“陆权对抗海权”的地缘政治理论不谋而合。
这样一来,普京逐步领悟到了欧亚大陆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推动欧亚联盟——最主要是和中国的关系,同时还有伊朗、土耳其、印度——更加深远的是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框架下重新整合后苏联时代的空间。追溯普京执政的20年,欧亚主义确实是在不断发展成熟,取得共识,并且越来越转化落实在俄罗斯政治中。

观察者网:我们可以看到普京的军事政策一直是比较强势的,在反恐和大国竞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种强势也带来了经济制裁和政治压力。在未来,俄罗斯将如何确保自己的军事优势,有效应对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安全威胁?
杜金:高端武器的存在是俄罗斯维护主权的不可替代的基础。俄罗斯没有能力在经济和人口上确保独立,唯一可以诉诸的就是军事力量。从逻辑上讲,既然普京把恢复主权作为主要目标,他就必须把精力集中到军事上,因此在世界多极化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中国的经济力量还有其他伙伴不同程度上将各自的优势整合在一起。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尤其是那个从90年代直到现在的那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俄罗斯的武器如此不满,视之为对于其全面统治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军事装备尤其是尖端技术的成功自然会引发西方的压力和制裁。这也是它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中国越是繁荣、富裕、稳定和成功,在西方眼中就越是危险。对于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也是如此。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这20年来的中俄关系,以及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之间的友谊?
杜金:20年来,中俄关系经历了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巨大变化。见证了苏联的解体,中国选择了另一种战略,不计一切代价地挽救政治统一、共产主义力量作为社会秩序和国家主权的保证。所有的经济改革都为了一个主要目标——提升主权和国家实力。中国用实用主义的手段运用了自由主义、参与到全球化之中,取得了巨大的繁荣与发展的同时,小心避开了政治自由主义陷阱和有利于西方的国家失控。
这就是在普京之前,中国和俄罗斯的主要区别,这就导致了两国在当时的日渐疏远和冷淡,不过这并没有达到对抗和敌意的程度,只是礼貌性的“道不同不相为谋”。
西方战略家曾经试图利用中国的崛起来削弱俄罗斯,最初大西洋主义者们积极欢迎“一带一路”,认为这是对抗俄罗斯的手段。
但是普京和习近平共同努力,彻底改变了这个框架。这不仅仅是两个伟大的政治领袖之间的个人友谊,而且是多极世界中两个重要的支柱重新连接。习近平认识到普京是一个献身于自己的国家、挑战单极世界体系的强势领导人,而中国人深深不满的两个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他们的时代,人们对于俄罗斯严肃性的信心被深深动摇,在普京的努力下,这种信心被逐渐恢复。

这尤其影响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我认为“一带一路”在开始的时候是中立的,但随着普京与习近平的友谊逐渐加深,“一带一路”开始转向两国共同的一种泛欧亚战略——不再回避俄罗斯而是邀请俄罗斯全方位地参与其中。这样一来,中俄两国开始考虑将彼此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和盟友。北京和莫斯科开始将反对单级势力——美国、北约及其代理人——和非正式的单极主义俱乐部作为维持世界权力的平衡的重要手段。

单极主义者对此的反应则是将俄罗斯置于制裁之下并开始和中国打贸易战。这影响到了多极化俱乐部的其它成员——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摆脱西方的影响。印度也开始考虑参与多极化——这是从甘地时代以来一直在印度颇为流行的地缘政治思想,同时也作为一个选项构成了印度不结盟战略的基础。
这些充分表明了普京与习近平的关系对于全人类来说有多么的重要。西方、美国、全球主义者不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主宰,所有被西方世界压迫、制裁、指控为“坏家伙”、“流氓国家”或是在国际上漂泊无依的力量,都可以通过诉诸俄罗斯和中国而寻求正义。
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不容低估,他们为全人类走向更好、更加公正与和平的未来美好愿景创造了条件。
观察者网:您在文章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后普京时代”俄罗斯将何去何从?在2018年起的新任期内,普京有哪些为未来的权力交接所做的准备?
杜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2019年,普京继续努力构建多极世界,并且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深入的进展——首当其冲的就是强化了中俄关系,此外还试图将印度带入多极化背景之下、恢复叙利亚的和平、提升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同盟关系,在利比亚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普京本人展现了自己最好的一面。
即使如此,“后普京时代”依然是模糊而前途未卜的,这一切都取决于普京本人。他丝毫没有改变政治精英层、没有指定接班人、也没有意愿明确指出未来俄罗斯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结构。他仿佛被某种心理障碍切断了与未来的联系。他像一个英雄一般地战斗在当下,为俄罗斯未来的地缘政治博弈创造条件,但是他似乎忘记了俄罗斯社会……他的态度很奇怪……没有任何改进现有体制的迹象,俄罗斯人所期盼的改革也没有一丝希望。

也许普京已经完全失去了梦想——至少那个“俄罗斯梦”正在离他而去……普京是个伟人,但往往伟人的缺陷也是巨大的,因为我们习惯于用很高的标准来评判伟人,如果标准太高结果可能就是不公平甚至可怕的……至少2019年以来到现在,关于“后普京时代”和“俄罗斯梦”,目前为止还没有好消息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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