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者大规模集结，要求“言论自由”、“选举自由”、抗议警方拘捕反对派领袖。而有证据表示，这些未经许可的集会活动，背后都有美国大使馆的身影。

这一幕是不是特别熟悉？

但这不是香港，而是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7月下旬到8月初，莫斯科爆发了自2012年以来的最大规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示威是否又是一次西方策划的“颜色革命”前奏？外部势力对于俄罗斯内政的干涉，是否与香港正在发生的乱局如出一辙？面对分离主义，中俄两国应该如何制定应对的策略？观察者网就此专访了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哲学家、欧亚主义智库理事长亚历山大·杜金。

观察者网：首先，能否请您谈一谈近期俄罗斯发生的示威游行的背景？普京总统近期在与马克龙的会晤中提到“不希望‘黄马甲’发生在俄罗斯的首都”，您认为莫斯科的游行示威与巴黎的黄马甲有哪些相似之处与不同？

杜金：从这两起事件的意识形态背景上看，我认为两者有一定的相似，但也有很深的区别。莫斯科抗议的深度支持者和组织者是全球自由主义网络，如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还有一些纯粹的全球主义者组织。发生在莫斯科的示威不同于那些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在实际发生着的涉及社会不公的具体、孤立的案例，而是直接针对普京，企图阻止他抑制全球主义和自由霸权，并且重新巩固俄罗斯主权和国家独立、以及使得俄罗斯重新成为多极世界中独立一极的进程。

而在法国发生的抗议示威在意识形态上是恰恰相反的。反对马克龙的黄马甲示威者很明显是作为一个鲜明的自由主义符号存在的，他们的议程诸如大移民、摧毁家庭的性别政治、推崇颠覆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社会公正的缺失。这就是为什么索罗斯和全球主义者们很少批评黄马甲，也从来不把他们称为“民粹主义者”，还明确指责是俄罗斯支持了黄马甲。这种指责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过俄罗斯的一些国家民粹主义者和黄马甲示威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与此同时，那些支持俄罗斯抗议者的全球主义者也在支持法国的马克龙。

观察者网：目前很多现象都指向了西方势力正在干涉这次事件。您认为他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在外部势力的干涉下这场示威是否会持续很久，如果局势恶化，俄罗斯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阻止外部势力干涉内政？

杜金：目前，西方媒体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氛围，那就是大肆渲染莫斯科的抗议示威，提高它的声量、抬高它的意义。很多事实都指向了西方所谓的民主促进基金正在向俄罗斯的示威者转移大量资金，在政治上和资金上支持他们继续抗议行动。我们掌握了一些信息，一些人正在筹划推动俄罗斯的政权更迭。我认为特朗普并不是完全同意这样的操作，但是美国政治的幕后势力是相当独立的，可以不经过特朗普而精准实施他们自己的议程。目前俄罗斯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他们的目标很简单：普京的最后一个总统任期已经接近尾声，而目前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继任者，对于未来的方案依然不明确。不仅如此，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保证在普京之后，他的政治路线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因此，目前的俄罗斯社会以及俄罗斯的统治阶层都处在一种普遍的困惑与迷茫之中。那些因为其修复了俄罗斯独立并破坏了他们单极化世界构想的全球主义者们憎恨普京，希望利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在俄罗斯兴风作浪。他们试图动摇俄罗斯的现状，并且帮助某些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亲西方自由主义改革者攫取权力。要实现这一点，普京合法执政的最后一段时间就必须陷入人为的动乱。

确实，在涉及经济和腐败的问题上，普京的政策是有一些错误的。同时，他也缺乏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树以及长远的战略规划，这些都让普京在很多方面容易受到攻击和指责。普京的强项是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他对俄罗斯独立与世界多极化的贡献。因此，这一次抗议者集中攻击他任期内的弱项和不足。

普京已经准备了很多手段对付那些试图颠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运作。因此，政府选择了一条强硬的路线来回应示威者：不和示威者讨价还价——正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的是来自西方的支持者。同时，特别行动部门试图切断这些人的经济资助并且在宣传上运用反制的手段。在普京当权期间，这些措施可以抑制任何对于俄罗斯未定的严重挑战。但是，这次抗议风潮最恶劣的部分在于，它伺机爆发于普京最后一任的末期，因此不确定性会不断增长，类似的挑衅也会随之增加。

观察者网：您是否注意到了近期香港的示威游行和动乱？目前香港的种种表现越来越像是针对中国政府的“颜色革命”。您认为在这些煽动者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杜金：我同意，在香港我们见证了继在中东地区和当代俄罗斯之后又一次煽动“颜色革命”的努力。香港动乱背后的势力和颜色革命是相同的——推动单极世界的全球主义者集团、自由主义霸权和美国的政治幕后势力。因此，香港的案例与阿拉伯之春以及俄罗斯自由派反对者的骚乱是接近的，而在意识形态上和“黄马甲”与欧洲民粹主义是相反的。

但是，在香港事件中，正在领导对抗中国的贸易战的特朗普显然是全力以赴支持的。当今世界，中国越来越明显地充当着多极化先驱的角色——中国是一个温和但是飞速发展的世界大国。中国正日益意识到欧亚大陆在“一带一路”中的使命，以及与其他对抗自由主义霸权的伟大力量之间的联系（比如俄罗斯）。随着其典范式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主要的竞争者，而习近平与普京联手使得这两个伟大国家可以一起与美国竞争，从而真正挑战现存的西方主宰的世界。

因此，我会将香港与莫斯科的抗议活动放在相同的背景之下。全球主义者绝望地最后一搏，试图阻止崛起的多极化成为世界秩序的可替代选项。他们两个主要的劲敌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因此他们便使出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的操作。我了解，莫斯科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确实有一些错误或者失误——社会的不公和错误的战略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民众对这些政策失误自发性的抵制引来了第三方势力熟练地操作，把合法的行为变成非法的动乱。

我认为我们需要强有力地反对第三方势力颠覆两国政权的企图，为此我建议中俄两国在维稳领域密切合作，不要让颜色革命和试图颠覆政权的势力制造混乱，把人民带往内战的边缘，就像阿拉伯之春中许多国家所发生的那样。在处置这类挑衅中，我们必须非常强有力，一旦我们向外人展示内心的软弱，整个社会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观察者网：目前的形势是否可以理解为美国或者西方正在中国与俄罗斯同时策划一场局部的“颜色革命”，企图制造一种政治上的压力和社会不稳定？但是我们知道，中俄都是大国，和以往颜色革命国家的国情是不同的，如果外部势力无法实现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他们发起这种“局部动乱”会引发哪些潜在危险是我们两国需要引起警惕的？

杜金：我刚才已经谈了对于最近在俄罗斯与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相似之处的判断，我同意你在问题中的预测。我认为中东与较早前东欧发生的颜色革命不太可能在中国和俄罗斯重演。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在1991年8月的俄罗斯已经上演过一场成功的“颜色革命”，这场“颜色革命”终结了苏联。西方曾经试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对中国做同样的事，所幸那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完整的国家，统一的领导赋予了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主权独立和经济繁荣——然而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颜色革命并不是只会在阿拉伯世界上演，它也会发生在中国与俄罗斯。

这一次，我认为他们不会成功，但是我们仍然面临切实的问题。我刚才部分解释了目前俄罗斯社会对于后普京时代的犹豫和迷茫。而中国目前没有这种不确定性，因为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长远战略规划。但是，危险依然无处不在。在执政的精英群体中存在着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和俄罗斯他们都被称为“第六纵队”。那些“第五纵队”成员活跃在香港和莫斯科街头的抗议者中，抗议着北京和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但是那些“第六纵队”此刻正坐在北京、坐在克里姆林宫里，耐心地等待一个时机来翻转局面，颠覆多极化、让政权重回西方的统治之下。

在全球自由主义范式中，“第六纵队”是一个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整合体，他们将俄罗斯和中国的主权主义执政思想视为实现理想中的单极世界的障碍。因此，他们能够用一种内部的颠覆来回应由“第五纵队”发起的颜色革命所释放出来的信号。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不在于那些支持街头“第五纵队”的外部势力，而在于自由主义者组成的“第六纵队”所酝酿的阴谋诡计（在俄罗斯，这些人恰恰伪装成忠诚于普京的样子）。

观察者网：根据俄罗斯的经验，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反对分离主义？

杜金：俄罗斯历史上长期面临分离主义运动的问题，因此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下面我想介绍其中一些给大家：

第一，靠实力说话。面对暴力，唯一的应对措施就是强有力的回击。上世纪90年代，我们对待由西方势力支持的车臣分离主义者时采取了温和的策略，结果我们几乎失去了北高加索。这是一条错误的路，统一才是主流价值。条件、细节都可以谈，但是暴力和完全的政治独立从一开始就应该被排除。当机立断是结束这一切的唯一选择，这是普京在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给我们的经验。全中国人民的统一是最重要的价值，这一点不容讨论。

第二，我们需要分裂抗议者的阵营。在抗议者中永远有一部分人是诚实守法的，而那些企图制造事端的邪恶挑衅者总是利用他们作为第三方势力的工具。为了取胜，我们需要小心谨慎地区分这两个群体。我们应该接纳前者，同时强有力地镇压后者。在大众传媒的宣传策略上，我们也要立场鲜明：善良的人只是被邪恶的人所误导，而那些恶人背叛了人民却为人民的死敌而服务。

第三，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胜利作为其他部分的胜利展示出来——这是好的一面。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是一条定律。仁慈是胜利者的特权——首先你必须成为胜利者。

第四，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非常强大而富有潜力——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比如儒家思想还有其他一些融合在一起——这种思想并非只属于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人，而是可以被全体中国人民所接受。除此之外，“天下”概念使得很多其他国家和人民可以共享中华文明繁荣的成果，并且在历史和文化的维度上找到很多共同点。因此，我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强调中国主张和中国梦的概念，用以说服香港人只有认同中国人的身份才是唯一获得胜利的途径。

第五，我们应该吸取网络战中“图片战”的经验和教训。一张被PS过的图片就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态度——颜色革命的专家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官方媒体和他们比却差得很远。“图片战”需要的不是庞大的人数、复杂的组织，而是需要创造力、才能和艺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也用一点后现代主义的操作技巧。图片可杀人，图片也可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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