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憤怒法國人在街頭的暴力行為，尤其是當你第一次看到時，你立刻就會想到這是某種瘋狂的革命。你會認為巴黎當局將無法承受，政府將會垮台，法國完了。無論他們是來自郊區的阿拉伯人或非洲青少年、底層暴民或黃色背心、心懷不滿的農民、性少數群體的支持者、反法西斯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學生，都無關緊要。 養老金領取者、騎自行車的人、動物保護者、工會成員、生態學家或無用的年輕人。他們人數眾多：數千、數萬、數十萬，有時數百萬，充斥著法國城市的街道，封鎖交通、火車站和機場，宣布在選定的機構和學校執行自治，燃燒汽油、掀翻汽車、瘋狂喊叫、揮舞橫幅、攻擊警察。然後……他們平靜下來，清醒過來，吃藥，回去工作。午餐時在小餐館裡討論物價、生活、鄰居和政治，在那裡他們再次大聲喊叫，但聲音小得多，然後回家。永遠循環。

1968年之後，即使是最大規模的數百萬人暴動也沒辦法對這個國家產生任何效果或影響。在任何情況下，結果始終為零。如果你更了解法國，你就會意識到它只是一個精神病患者的國家。移民很憤怒，他們認為自己被區別對待。確實，法國當局根本不在乎移民，但同樣，就像他們不在乎普通法國公民一樣。正是由於這種完全的冷漠，移民自己也變成了精神病患者。這是社會融合的新形式：你抵達了一個精神病患者的文明，然後你就成為了其中之一。

攘·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認為當代法國是一個完全白痴的國家。據他說，他們對藝術一無所知，把數千件藝術品堆積在博物館裡，結果有一天博物館在這些白痴的重壓下崩潰了。對於法國人來說，內心的冰冷和經常性的歇斯底里取代了文化和政治。如果戴高樂將軍更了解他的人民，1968年他就不會過多關注街上那些左派的暴行和喧囂了。他認真的對待了他們，在他之後，再也沒有其他總統犯過同樣的錯誤。無論街頭發生什麼事，無論經濟、政治或社會發生了什麼，法國政府始終保持冷靜並完全控制新聞界。密特朗的顧問雷吉斯·德布雷 (Régis Debret) 承認在他名義上的左翼總統任期內，他和他的老闆一事無成，因為他們的倡議每次都遇到無形的阻力。作為權力的最高層，德布雷特和密特朗都不明白這種反對從何而來。直到後來德布雷特才意識到是媒體幹的。對於法國來說，媒體就是一切，而街上的精神病患者，即民眾，卻什麼也不是。

當馬克宏首次當選時，右翼（而且更加理性）的「馬琳·勒龐」有著良好的前景。極具影響力的報紙《解放報》發表了題為：《做你想做的事，但投票給馬克宏！》的刊物，表示認可勒龐和她所追求的，但仍然鼓勵人們在任何情況下投給自由派。這樣的心態非常法國。右翼、左翼、支持移民、反對移民、支持增稅、反對增稅：都沒關係。投票吧。對於群眾來說，這是一個不容質疑的命令，投票者在投票之後沒有責任，馬克宏也沒有責任。這就是民主制度，你可以說所有一切都是人民的選擇，因此統治者不需要為任何事情負責。不需要像國王一樣為他的帝國和子民而努力。

馬克宏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就已經被大多數人憎恨了。顯然是因為一切，但他又被法國人選上了一次。與通常難以預測的俄羅斯人不同，法國人是可以預測的（可預測的愚蠢），這太瘋狂了。第二次選擇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哪個頭腦正常的人會這麼做？然而，儘管討厭他，他們再次選擇了他，然後再次開始抗議，掀翻汽車並砸碎商店的窗戶。人們可能會想起鮑德里亞：法國人是白痴，但馬克宏也是法國人。所以這已經達到了平衡。

當前騷亂的規模，大批移民青少年的憤怒，經濟崩潰，政府債券利率上升，經濟衰退，中斷的假期等破壞行為造成的巨大損失。
馬克宏不會採取任何行動，但話又說回來，他從來沒有採取過任何行動。他會大聲疾呼保護環境，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會見瑞典環保公主之類的人物，向烏克蘭派遣一兩個外國志願軍團，撥打一通和蕭茲的通電，去一家同性戀夜總會照鏡子。然後一切都平靜下來，總是這樣，這不是世界末日，這不是世界末日，這只是法國。

仍然有一個假設：在這個曾經非常具有文化吸引力和優雅的國家，世界末日已經發生了，現在它的街道正在被甚至沒有人知道是什麼的東西入侵，暴民們呈現出了集體幻覺。

有人願意或者有能力改變這種現狀嗎？如果仔細審視19世紀和20世紀的法國文化，結論是明確的：法國精神就像奧菲斯一樣，只想要一件事：盡可能下降到地獄。好吧，它已經成功了，而且是不可逆轉的。能持續多久？沒人知道。美麗的法國，天主教徒在輝煌的中世紀所建立的國家，已經不可逆轉地變成了垃圾場，一個後現代性的同性戀民主廢土。從靈魂到街道和郊區。巴黎聖母院被燒毀了，羅浮宮內所有可能引起移民和女權主義者不滿的繪畫和雕塑都已被移走了。

這個國家失去了一切，自由主義取代的信仰，進步取代了文化，墮落取代的輝煌，移民取代了歷史，民主取代的君主。一切都沒了，只剩下馬克宏和他的鏡子，也許還有香奈兒的服裝。

中文譯者：以禮（Daniele Mo）